本报民意调查显示，43％的市民赞同维持现行水价。对即将实行的新水价，只有4％的受访公众表示可以接受20人的市民旁听席，一个多小时就报满了。旁听市民有在校学生，从事过供水行业的在职员工，但更多的是已经退休在家的老知识分子

    北京的水，又要涨价了。

    虽说这对于严重缺水的北京

    是早晚的事儿，虽说这是1991年以来的第9次水价调整，但这次调整发生在中央政府正竭力控制经济过热的大背景下，难免不受到首都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价格是肯定要调的，问题是怎么调，调多少，谁说了算———老百姓有发言权吗？

    记者注意到，这次提出水价调整申请的，是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则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决定举行并主持了公民听证会。

    2004年6月3日上午9点，远洋大厦。

    由11位女士和19位男士组成的听证会代表团，来自北京市的各个行业。有的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国有企业的技术骨干，有的是来自学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教授，有的是居委会主任和居民代表，还有的是用水大户企业的代表。就是他们将代表北京市民，在听证会上跟自来水供给企业“讨价还价”。

    这次听证会还设立了20人的市民旁听席，希望借此增强行政的民主化和透明度。市民旁听席通过电话报名，报名时间是6月2日上午9点至11点半。

    为了考察普通市民是否真的有机会参与听证，参与听证的市民是踊跃还是不积极，6月2日一早，本报记者从8点45分就开始拨打报名热线。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到8点57分的时候，终于有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并热情地告知记者是第一位打进报名电话的市民。在登记了姓名、身份证号等基本资料之后，记者顺利地以普通市民身份申请到了旁听资格。负责旁听代表登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民报名电话从9点开始就一直响个不停，20个名额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全部报满。

    这20位申请旁听的市民，有在校学生，有曾经从事过供水行业的在职员工，但更多的是已经退休在家的老知识分子。

    针对部分居民用水浪费的现象，自来水公司提出了“阶梯水价”的计费方式。这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本次听证会的讨论焦点。

    根据国外经验，自来水公司提出以户为基本单位制订用水标准。即使这样，代表们在水价阶梯如何制订的问题上依然存在不同看法。家庭人口基数是3人还是4人？每人每月的用水量是3吨还是4吨？水价级差是1∶2∶5还是1∶3∶5？这些问题都有待讨论和调查研究后再作出决定。

    针对阶梯水价实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本报社会调查中心于6月2日下午对252位北京市民进行了电话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1％的市民赞同以户为单位制订用水标准，而另外49％的人倾向于以人口数为单位制订标准。

    在问到“您觉得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用水多少吨比较合适”的时候，46％的人认为4～6吨是他们所能够接受的，还有37％的受访公众认为3吨以下就可以了。选择这两项的公众占了绝大多数。只有17％的人认为自己每月用水量在7吨以上。

    听证会上，代表们在肯定了阶梯水价是社会发展趋势的同时，认为现在实行时机还不成熟，操作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细节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沈梦培研究员就指出“北京市人户分离情况严重”，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简勇提出“搬迁户长期拖欠水费”、“大杂院尚未实现一户一表”、“已购IC卡水费如何处理”等实际问题都是实行阶梯水价之前必须解决的。

    在此次调整中，每吨水的价格将从现在的2．9元上涨到3．7元。这也是听证会上的一大焦点。

    对此，北京市水务局解释说，北京市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这次增长的0．5元全部属于水资源费，主要用于节水设施建设、水环境保护等方面。本次水资源费的调整目的，则是为南水北调筹集建设资金，限制高耗水行业发展和鼓励使用中水（编者注：中水主要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污水经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

    中国农科院的研究员姜文来代表，在会上质疑了水务局“利用水资源费来筹集南水北调建设资金”。他说，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资金，如果要靠居民交纳水资源费来筹集，那么居民就是这个项目的投资主体。消费者的权利如何保证？是否持有股份？是否有分红？筹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资金是否有年限限制？是20年、30年、50年，还是永远？利用强制收取的水资源费作为项目建设资金，造成一部分人即使没有享受到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收益，却也要为此付费，这其中的公平性有待论证。

    在本报所做的电话调查结果中，记者看到，对于水费的价格，43％的人赞同维持现价，即2．9元／吨。还有35％的人认为应该比现行价格更便宜一些。对于调整后即将实行的水价（3．7元／吨）只有4％的受访公众表示可以接受。

    有的代表认为，利用价格因素限制水资源过度使用的方法，应该主要针对用水大户而不是普通老百姓。相反，政府有责任对居民家中的器具进行节水改造。“有的老百姓为了节水，自己在抽水马桶的水箱里放砖头、放可乐瓶，而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帮助解决和改造的。”北京市工体西里小区管理处的工程主管杨福来代表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北京市统计局的赵超美处长告诉我们，北京水价并不低：目前北京市的水价在全国10大城市中已经与天津并列第一。其中居民用水价格排在第1位，污水处理费排在第4位。这次价格调整之后，在这两项统计中，北京都会占据首位。

    针对这个问题，简勇代表提出，如果水费过高，居民用水确实会有所减少，但是工作单位和公共场所的用水量则可能会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样的话不仅达不到节水的目的，还会产生新的矛盾。

    姜文来代表认为，不能仅仅站在水利经济的角度来以水论水，而应该站在更加宏观的社会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水价调整之后，居民除了需要支付上涨的水价之外，还要承担以水为基本生产资料的行业普遍的价格上涨。这种连锁的价格上涨是否会对价格指数有所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生活？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进行严格论证。

    谈到水价调整的问题，许多代表也在积极地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代言。对于低保户、低保边缘户以及低收入家庭，水价上涨使得他们会面临更加残酷的经济压力。代表们认为，应该出台针对这类人群的具体实施办法，或者通过提高低保标准来缓解压力。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本次听证会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到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用水问题。比如那些与北京市居民生活在一起的“小保姆”，他们的用水量怎么计算？如果以户为单位实行阶梯水价，那么他们是否属于家庭成员？这些外来人口成了北京市这次民主行政中被忽视的人群，但是他们带来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政策的制定者们必须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