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ＧＤＰ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７０％，到１９８０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３０年时间；而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３０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１／２０、日本的１／２４。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１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国要在经济竞争中获得优势，通常有两种战略：一种是加大科技的投入，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取得竞争的优势，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另一种则是依靠压低工资，借助传统的技术，粗放式地使用资源，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前者属于创新型的发达国家，后者则属于非创新型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即资源依赖型，如中东地区产油国家等；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即对外依附型，如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等；还有一些国家在充分吸收别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促进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学术界已把后一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目前大约有２０个左右。

    在我国，尽管一些企业也追逐新技术领域的产品，但它们更青睐的是走捷径，结果新技术领域产品一旦投入市场，被仿制、复制的风险相当大。例如，企业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和资金复制出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软件、激光唱盘、电影和原版书籍期刊等，但丧失的却是创新精神，恶化的则是创新的宏观环境。在我国，相当数量的大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大多数中小企业几乎没有研发投入，相当多的企业既没有研发投入，也长时间不引进新技术，只是在生产“大路货”的低端市场挣扎。显然，人们不能指望这样的企业会为科技人才提供就业机会，人们不能不忍受低工资的困扰。

    劳动力的价格之所以长期低下，事实上还与国家采取的竞争策略有关。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人为压低工资、放任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和那些二战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并没有像他们那样，通过立法人为地压低工资，例如禁止罢工，通过立法强制仲裁劳动争议，限制工会就工资进行谈判等等。而是相反，就法律、法规来看，中国政府的劳动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难以为劳动者提供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目前在劳动与资本的博弈中，劳动者所处的位势并不平等。劳动者自发式的抗争，例如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在资本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劳动与资本博弈时，政府扶持劳动者，固然会减少资本的收益，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能在“血汗工资制度”下生存的话，那么它被淘汰出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防止生产过剩的大面积发生，消除无效供给也是必须的。那些资源配置效率低，不能通过技术提高拓展赢利空间的企业，应该被淘汰出局，这可以看作是社会技术进步的理性选择。 （王红领/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